十年 | 张志鸿：湖南人不能忘记的一个军人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
张志鸿，湖南邵阳人，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82年7月毕业，曾在中学、中专执教17年，现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层管理人员，定居长沙。

原题

湖南人不能忘记的一个军人

作者：张志鸿

从1949年至1970年，曾经有一个职业军人，在湖南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

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人了。他叫黎原，原名关俊彦，河南息县人，1917年出生，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，2008年12月逝世。

《黎原回忆录》封面

和大多数解放军将领不同，黎原是黄埔军校（1928年迁至南京，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）出身，参加过淞沪抗战。1938年4月投奔延安，在战火中不断成长。

1949年南下进入湘西时，黎原是第四野战军47军140师418团团长，时年32岁。

湘西剿匪

1949年9月，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第47军“经营湘西”。此后，湘西剿匪任务主要由47军承担。黎原的级别不高，但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湘西剿匪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当年的“湘西”包括现在的湘西、怀化、张家界等市州。湘西匪患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在解放军到来之前，湘西土匪多达10万。

现在的人很难想象，虽然新中国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，但湘西南的靖州、绥宁县城直到1950年10月才获得解放，通道县和平解放则到了12月。此前，即使是已经解放了的一些县，解放军也只是占领了县城和水陆交通要道，一些边远乡村依然被土匪盘踞。

湘西剿匪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是1949年9月至10月上旬，四野与二野主力过境湘西，如风卷残云，消灭了国民党122军等正规军队，土匪少部分投诚，大部分四散躲藏。

第二阶段，是10月中下旬至12月，路过湘西的四野主力进入广西，47军主力也随二野主力入川作战，整个湘西地区20多个县仅留下140师，其中黎原率领的418团担负了沅陵、永顺两个地区10多个县的剿匪和建政工作。因为我军兵力单薄，土匪气焰嚣张，黎原与张平等匪首进行了艰苦的较量。

电影《湘西剿匪记》剧照

第三阶段始于1949年年底，47军主力回师湘西，开展大规模剿匪。此时，黎原已升任140师参谋长。因师长是老红军，年龄较大，身体欠佳，又没配副师长，黎原实际主持日常军事工作。在他指挥下，140师先后解放了靖州、绥宁、通道3座县城。1950年9月，在芷江、麻阳、铜仁三县交界的大树坳，黎原参与指挥了湘西剿匪中唯一的一场山地攻坚战，创造了一次性聚歼股匪最多（400余名惯匪）的战绩，受到中南军区首长的通报表扬。到1950年年底，为害百年的湘西匪患被基本肃清。

1951年2月，47军接到赴朝作战的命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47军补充了很多湘西新兵，单是140师（黎原已代师长）就增编了一个补训团，增补4000多名新兵。这些新兵大多有被裹挟为匪的经历，作战勇猛，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非凡的战功。

湖南主政

参加抗美援朝后，黎原于1955年7月回到衡阳，担任4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；1960年7月，升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。

黎原再次回到湖南时，已是1965年5月，他调任47军军长；两年后，又成为湖南省一号负责人。

说来话长，简述如下：

文革爆发后，湖南出现了很多造反组织。到1966年底，“湘江风雷”（全称为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”）和“高司”（全称为“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”）成为全省最大的两个造反组织。

1967年上海“一月风暴”后，各省党政机关几近瘫痪，解放军承担起“三支两军”（支左、支工、支农、军管、军训）的任务。在湖南，省军区负责“三支两军”。

当时，多数支左部队选择支持党团员多、出身好的多、劳模多、守纪律、拥护军队的一派。按照这个思路，湖南省军区于1月20日表态支持“高司”，反对“湘江风雷”。

2月4日，针对湖南省军区上报的材料，根据刚刚颁布的《中央军委八条命令》精神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做出批示：

湖南军区对“湘江风雷”和“红旗军”（注：主要由复转军人组成的一个造反组织）的反动头目，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，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。

此后，江青、康生等也圈阅同意。这就是著名的“2·4批示”。

据此批示，省军区严厉镇压了“湘江风雷”，同时支持“高司”等12个造反组织成立了“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”（简称“红联”）。

但事与愿违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，要求为“湘江风雷”翻案的越来越多。

4月，“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会”（简称“工联”）成立，该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主体，人多势众，支持为“湘江风雷”平反。

在多重压力下，6月初，省军区宣布“湘江风雷”不是反动组织。6月4日，“湘江风雷”重新树旗。

6月6日，为了夺取“高司”在长沙市河东地区最后一个阵地——设在中苏友好馆（今五一路长沙市口腔医院）的“高司”广播站，“工联”、“湘江风雷”与“高司”发生大规模武斗，打死10人，伤200余人。这是文革中湖南第一起严重武斗事件，震动全省。

中苏友好馆旧址（今五一路长沙市口腔医院）

鉴于省军区已陷入被动，7月28日凌晨，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湖南各方代表，周恩来宣布：为“湘江风雷”恢复名誉，改组湖南省军区，湖南省的文革运动改由47军领导。

8月1日，47军军部移驻长沙。

8月10日，《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》宣布：为“湘江风雷”彻底平反，着手成立以黎原、华国锋（原省委书记处书记）、章伯森（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、副省长）等同志为首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（简称“省革筹”）。

从此，黎原主政湖南，直至1970年3月。

主政湖南期间，黎原做了几件大事。

三湘治乱

历史学家把1967年7-9月称为“失控的三个月”，湖南也不例外。当时，派性错综复杂，矛盾此起彼伏，形势云诡波谲。

7-9月，在湘潭易家湾、长沙坪塘、长沙湘绣大楼、常德临澧县城等地，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。其中，易家湾武斗前后持续40天，动用了坦克、大炮等重武器，坪塘武斗致死数十人。

要恢复秩序，当务之急是制止武斗。8月25日，47军某部进入常德市区，协助常德军分区支左。部队官兵冒着枪林弹雨，往返于各派“据点”制止武斗。

9月5日，省革筹小组正式成立。

9月14日，47军官兵从三个方向进入湘潭市区，控制高层建筑、交通要道和重点单位，派飞机撒传单。17日，省革筹和47军又联合发布《关于湘潭问题的通告》，组建湘潭地区临时领导小组，领导文革和工农业生产。

9月17日，毛泽东来到长沙，对湖南前一阶段的工作表示满意，并要求各派革命群众“大联合”。此后，一些造反组织陆续开始解散。

9月22日，47军专门研究收枪问题。当时，长沙市流失到社会的枪支多达2万余支，仅有5000多支收回。根据中央《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、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》（即“九五命令”），47军加大了收枪力度。

9月23日，军方对长沙市公检法实施军管。

当时，大学生和知青是参与造反的重要群体。根据中央要求，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于9月返回学校等待分配，其他大学生也于10月返回学校“复课闹革命”。

9月，省革筹和47军发布联合通告，要求知青返回农村。10月，中央下令撤销知青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联络站，禁止城镇群众组织吸收下乡人员参加。面对这一系列组合拳，知青在城镇无处安身，全部返回农村。

从10月20日开始，省、地、县开办大规模的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，全省参加学习班的各级干部群众多达数百万。

1968年1月，省革筹强令解散思想激进的“省无联”，抓捕了杨曦光（后改名为杨小凯，著名经济学家）等骨干人员，搬走了大联合最大的“绊脚石”。

2月，军管会再次大规模收缴武器。截至3月15日，长沙市共收缴各种枪支968支、子弹24万发、手榴弹1730枚。

2月21日，长沙市“工联”、“湘江风雷”等12个群众组织宣布撤销总部，所属成员回原单位参加大联合。

1-2月，株洲、益阳、长沙等地市革委会陆续成立。

4月8日，湖南省革委会成立，黎原任主任，龙书金（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，省军区司令员）任第一副主任，华国锋、杨大易（省军区副司令员）、章伯森、刘顺文（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）、胡勇（长沙汽车电器厂青年工人，“工联”负责人）、叶卫东（长沙市一中青年教师，“湘江风雷”负责人）任副主任。

至此，全省社会秩序基本得到了恢复。

道县止杀

道县位于湘南，隶属于零陵地区（今永州市）。文革中，这里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滥杀事件。

1967年8月，一些谣言在道县农村盛传：“四类分子”要报复杀害中共党员，要把土改时分配给贫下中农的房屋田土要回去。谣言称：“‘四类分子’要造反，先杀党，后杀干，贫下中农一扫光，中农杀一半，地富作骨干。”由于法制严重缺失、派性斗争严重、一些人错把杀害“四类分子”当作革命行动、很多干部不作为等多重原因，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对“四类分子”及其家属大开杀戒。据统计，从8月13日至10月17日，道县共死亡4519人，其中被杀死4193人，被逼自杀326人。此外，道县滥杀现象也辐射影响到周边地县。

8月21日，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和6952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事件时，没有明确制止杀人。随后，他们将调查情况报告47军。

8月26日，47军以电报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调查报告时，指出“四类分子”不能滥杀，不能把“四类分子”子女视为“四类分子”。但由于语气不够坚决，留有曲解的空间，杀人现象仍未得到制止。

8月29日，47军140师炮520团进驻道县，采取措施制止杀人。8月30日，两派在县城发生武斗，开枪打死4人，520团3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。部队抓住这一事件，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，收缴民间武器，同时向农村加派部队，制止乱杀人现象。

9月12日，“省革筹”小组发急电指出，一些农村擅自成立的“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”为非法，予以取缔。

9月中旬，道县滥杀现象基本得到制止，邻县杀人事件到10月底也陆续结束。

“一抓三促”

1969年6月28日，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，强调指出：要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。

抓革命，是指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；“三促”则涵盖了当时最重要的其他工作。

在省革委会领导下，湖南各项工作都有了一些起色。限于篇幅，这里介绍《黎原回忆录》披露的两件轶事：

第一件事影响深远。1970年1月，铁道部工程设计人员经过一年多勘察设计，提出枝柳铁路湖南段两个线路方案征求意见：方案一是经过常德、沅陵去柳州，方案二是经过石门、大庸、吉首去柳州。铁道部倾向于方案一，因为沿途地理条件好，工程量小，可节省资金。考虑到湘西交通落后等因素，黎原、华国锋极力主张采取方案二。铁道部从节约资金考虑，仍决定按方案一上马。接到通知后，黎原、华国锋坚持采用方案二。经过反复协商争取，铁道部最终采纳了湖南的意见。

1978年12月26日庆祝枝柳铁路通车

第二件事则让黎原付出了代价。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，生产形势日趋好转，实现了煤炭基本自给。1970年初，广东省革委会主任（也是广州军区主官之一）打电话给黎原，要求将湖南靠近广东的几个煤矿划归广东。黎原把问题交给正在湖南煤炭系统支左的47军后勤处长武学秀，让他跟有关方面研究一下，结果都不赞成；交给省革委会常委研究，也不同意。无奈，黎原向周恩来做了汇报，周恩来同意按照湖南省革委会的意见办理。

因为类似的一些事，广州军区领导公开指责黎原组织纪律观念不强、跟上级（广州军区）闹独立，并擅自成立专案组调查黎原的历史。对47军的许多干部，也给予了不公正的对待。

亲疏有度

在对待干部问题上，黎原以周恩来为榜样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周恩来的指示，尽力保护各级干部。

1967年6-7月，湖南省原副省长孙国治等人卷入派性，被一派群众胁迫参加武斗后，逃至浏阳一带。为了缓和派性矛盾，黎原写信劝说孙回长沙，又派47军副军长郑波去做工作，并商定好保护方案。孙消除顾虑，返回长沙，被秘密安置在东郊的省电力学校。消息走漏后，黎原又把孙送到北京保护起来。后来，孙作为干部代表参加了省革委会“三结合”领导班子，文革后出任湖南省省长。

有些群众组织多次提出要批判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，江青也提出要批判。但黎原和47军一直顶着，因为他们对文革把大多数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的做法不理解，所以在行动上不积极，不配合。为此，江青曾当面指责黎原是“老保”。

更典型的例子是如何对待叶剑英。

1969年10月，林彪发布“一号命令”后，叶剑英等人下放湖南。周恩来给黎原打了电话：叶帅到湖南去，搞点调查研究，可以安排他到几个厂子去看看。叶帅年纪大了，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的生活，一定要保证他的身体健康。

黎原认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，先后把叶帅安排在省委九所4号楼和蓉园宾馆1号楼，并派出6人团队专门为叶帅服务，还多次去看望叶帅，叶帅深受感动。

省委九所（今九所宾馆）3号楼

蓉园宾馆1号楼

但当时多数人对叶帅非常冷淡，特别是广州军区派来接替黎原工作的卜XX。1970年3月，卜XX到湖南第二天，就在第一次主持召开的省革委会核心小组会议（黎原未参会）上，指责黎原对“老机”、“老右”（指叶帅）太亲，为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？派那么多人去照顾？那么多伙食费哪里报销？卜XX当场下令第二天就把叶帅从长沙赶到湘潭，把为叶帅配备的警卫、公务、医务人员都撤了。到湘潭后，72岁的叶帅住在空调不好的招待所里，生活无人过问，有病也没人管。

另一个说法流传很广：让叶帅离开长沙去湘潭，是因为毛泽东要来长沙；叶帅听说后很伤心：“让我离开长沙，主席一定不知道，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。”

1981年10月15日，叶剑英在一份材料上批示：

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，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，驻长沙。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，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，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。

此外，王震在1969年10月下放江西后，多次来湖南。因为王震是47军的老首长（47军的前身是王震指挥的八路军359旅），黎原也给予热情接待，王震十分满意。

作为四野出身的将领，黎原对待自己的老首长林彪、黄永胜，却谨慎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

广州军区某些领导要在湖南衡山为林彪修建豪华的行宫，要把原来的招待所等单位迁走，把景区封闭划出几十公里的禁区，这些费用还要湖南承担。黎原及时报告了周恩来，周恩来没有同意。

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、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到湖南为林立果选“妃子”，她们没有找黎原，黎原也不去找她们。

1970年3月19日，黄永胜在一个会上批评“47军过去就是不听我们的话”。黎原调离湖南后，卜XX也公开指责47军的主要错误是不宣传林副主席，不紧跟林副主席。

荣辱如烟

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

我读过不少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，有的吐槽诉苦，有的点名指斥。但迄今为止，我还没有看到过指责黎原的文章。在他主政期间，湖南似乎没有发生过重大冤案。

1969年10月，中央军委决定47军移驻陕西，周恩来两次找黎原谈话征求意见：是带部队去西北备战，还是留在湖南主持全省工作？经过两天思考，黎原认为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，而湖南形势日趋稳定，华国锋完全有能力主持全省工作，遂决定率军北上。现在看来，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

看不出黎原的思想有多超前，他主政湖南期间也肯定有过错误，但总体说来，他是一个忠厚正派、谨慎稳健的职业军人，特别是在很多人火中取栗、乱中逐权的时候，他能够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，既不趋炎附势，也不落井下石。

因为这些原因，黎原受到一些人的排挤。当时，大多数省革委会主任兼任大军区副职，唯独黎原没有兼任；在他后来晋升兰州军区副司令时，仍有少数人从中作梗。
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虽然有种种不顺，但黎原得以安享晚年，70岁之后还三次赴欧美探亲访友。2008年8月18日，91岁的黎原到北京“鸟巢”观看奥运比赛，可能是现场年龄最大的观众。

2002年12月，黎原在通道县走访农家

位于沅陵的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

在回忆录中，黎原把湖南称为“第二故乡”。

2002年12月，他应邀回到辰溪县参加湘西剿匪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。在辰溪，他不顾85岁高龄，执意前往椅子山革命烈士陵园悼念战友。原来，1949年11月7日，下属一支队伍在龙泉岩中了土匪埋伏；由于土匪挟持了100多名老乡，为了不伤及群众，只能从最不利的地方突围，2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，后来均葬于这个陵园。作为指挥员，黎原一直感到内疚。

也许，他早就深知：在战友的英灵面前，一切荣辱得失都算不了什么。

2020年10月7日

本文主要参考资料：

《黎原回忆录》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；

《大动乱的年代》作者王年一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；

《问史求信集》作者阎长贵、王广宇，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；

《黎原生前自述：难忘湘西剿匪》作者周云珍，载于《新闻天地》月刊2009年第2期；

《叶剑英“流放”湖南前后》作者袁小伦，载于《党史纵览》杂志2010年总260期；

《道县“文革”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》作者谢承年，载于《炎黄春秋》月刊2010年第11期；

《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：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》系2010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作者向前，载于《中国知网》。

张志鸿写字楼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
原载作者公号青山自牧

部分图片作者选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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